“妖魔化”的农药毒性 没有它一场灾难害死百万人

全球许多地区都曾爆发过虫害引发的饥荒事件,我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也与“小虫”密切相关,某些大规模虫害饥荒甚至成为颠覆王朝、改变历史轨迹的导火索。
  为了防治虫害、抵御饥荒,农药应运而生。而现代农药、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断改良,更是让这个如今拥有77亿人口的星球,能够生长出足够的小麦、水稻、玉米等作物,让大规模虫害导致的饥荒频次大大降低,人们得以安居乐业。
  不过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农药产品却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此时,“吃饱饭”不再是大多数人头疼的问题,“吃得安全、吃得放心”成为农业发展新的主题词。
  近年来全球各地出现过一系列“毒农药”事件,舆论几乎“谈药色变”;诸如“纯天然,无农药,无残留”等农产品营销口号,也开始在网络世界疯狂传播,引导着人们选购农产品的风向。
  然而,“毒农药”事件是否就意味着,使用现代农药弊大于利?没有农药的世界真的会更好吗?
  近日,库叔与几位农药专家们聊了聊,知道了不少大众可能陌生但却很有意思的结论。
  文 | 云贺?瞭望智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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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改变历史的“小虫”
  想要客观评价农药的功与过,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长河向前追溯,看一看没有现代农药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
  实际上,在现代农药诞生之前,全球各地的人们就已经尝试使用各类药物,来防治虫害。
  在古代中国,农耕是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,防治虫害、保障收成可是关乎江山社稷、百姓福祉的大事。先辈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实践,探索出不少利用“原生态农药”或特殊耕作方式来增产避害的好方法。
  北魏时期,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,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。书中有载:可以利用篙、艾等菊科植物编制为容器,储藏粮食,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虫和灭蚊的效果。
  南北朝时,南朝梁宗懔所撰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,为在农作物病虫害高发的梅雨季节做好防治工作,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民习惯在夏至的时候,把菊叶烧成灰,然后撒在农作物上。这是因为菊叶灰里含有一种杀虫的化学成分——菊脂。
  菊酯听起来似乎陌生,还记得小时候经常点的蚊香吗?主要驱蚊成分就是它!
  不过,早期所谓的“农药”,虽绿色环保,但其除害效用远远不能与今日的同类相比。一旦不能阻止大规模农作物病害爆发,时疫、饥荒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经过层层传导,往往成为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形态的重要导火索。
  这其中,最著名的要数19世纪中期,在爱尔兰爆发的“马铃薯大饥荒”了。
  从1845年开始,爱尔兰地区农地里的马铃薯突然得了一种“怪病”,整株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开始腐烂。由于没有合适的农药,在此后的约5年时间里,病害接连传染。最终,共有约200万英亩的马铃薯“生病”腐烂在地里。
  当时,马铃薯是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,这场灾难造成的后果是:爱尔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,约有100多万人死于这场灾荒,还有100多万人出逃到其他国家,主要是美国。
  如今,造成这场饥荒的罪魁祸首已经查明,是一种被称为晚疫病菌的卵菌。马铃薯得的病,也叫“马铃薯晚疫病”。
  虫害改变历史轨迹的事件也不少。
  在古代中国,据统计,从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这1000多年里,中原地区纳入统计的严重蝗虫灾害就有500多次。我们所熟知的许多农民起义事件,最初均是与蝗灾有关。
  东汉末年,政治腐败,气候反常,蝗灾不断。钜鹿人张角领导农民揭竿而起,后被称为“黄巾军”,沉重打击了东汉政权。在这一过程中,各路英豪纷纷涌现,刘备、曹操崭露头角,于是有了后来的三国故事。
  唐朝末年,黄河流域蝗灾泛滥,加之赋税有增无减,黄巢在今天的山东地区领导农民起义,成为繁盛唐帝国转衰的关键事件。
  难怪有人称,在某些改朝换代的重要节点,这些小小的害虫堪称掌控着古代帝国兴衰起伏的“神秘力量”。
  此外,在现代农药出现之前,人类防治病虫时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。14世纪四五十年代,席卷整个欧洲的“黑死病”,就是由鼠疫引发,最终夺走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。
  直到20世纪中期,人工合成的有机氯杀虫剂出现,标志着人类进入现代合成农药的新时代,加之化肥技术和现代耕作方式不断进步,全球大多数地区才逐渐告别了大规模、高频次的饥荒以及由虫害引发的时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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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代合成农药的功与过
  20世纪30年代,瑞士化学家米勒发明了第一个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机氯杀虫剂——DDT。1948年,米勒凭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。
  自此,以DDT为首的有机合成农药,成为人类保护农作物不受病虫草鼠害、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。
  不仅如此,作为医疗卫生用药,DDT还曾在战场上大显身手。
  据悉,在1943年,盟军攻打意大利之时,内部爆发了虱传斑疹伤寒疫情。这时候,刚刚发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场,大大缓解了这场疫病危情。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得知后十分重视,叮嘱其在印度、东南亚战场作战的部队要用DDT杀虫。
  然而多年以后,DDT的大量使用却引起了极大争议。原因在于——
  DDT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,在用药6个月后的农田里,仍可检测到其蒸发的迹象;
  DDT还极易在人体和动物体的脂肪中蓄积,甚至进入到人和动物的生殖细胞中,改变遗传物质DNA,这无疑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健康;
  同时,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灾难性的,大量无辜的鸟类和昆虫惨死其手。
  生态学家蕾切尔·卡逊曾在著名的《寂静的春天》一书中,详细描述了剧毒农药带来的这种破坏:“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,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,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。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春天。”
  可以说,在DDT广泛使用的几十年时间里,整个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  好在充分认识到DDT所带来的危害后,人类的纠错还算及时。
  针对围绕DDT获诺奖引发的舆论争议,1997年,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评委会公开回应,在今后的评奖中,应把诺贝尔奖颁发给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发明创造,以及那些没有争议的发明和成果。
  我国在1982年就将DDT的适用范围限于应急病媒防治、三氯杀螨醇生产和防污漆生产等极少的领域。2009年,国家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公告,要求禁止在中国境内生产、流通、使用和进出口DDT,只允许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将DDT用于病媒防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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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“妖魔化”的农药毒性
  虽然以DDT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农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,但是留给人们的心理阴影不可谓不大,这是导致如今舆论场上“谈药色变”的原因之一。
  如今,人们说起农药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药,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农作物产品,也往往以“不打农药、没有残留、纯天然有机”为最大卖点。
  那么,现代农药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?
  首先,从大众最为关心的农药毒性来看,现代农药与多年前在市场上广为流通的高毒性产品已经大为不同。具体来说,由于化学成分和药剂作用原理的改良,现代农药产品的毒性不仅大大降低,还能达到“用量少效果好”的目的。
  据中化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刘长令介绍,现代农药主要是指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、杀鼠剂、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五大类。
  而目前我国农业中所使用的农药,有98.6%为中低毒性的,只有1.4%是高毒性的,且这1.4%的农药使用是要经过严格限制的。
  “如果进行毒性测试,会发现很多农药的急性经口毒性比酒精、牙膏的毒性都要低。”刘长令说。
  比如,以大鼠急性经口半数致死量(LD50,数值越小毒性越大)为标准,氯化钠(即食盐)的LD50是3750mg/kg,人类每天食用超过20克氯化钠,长期下来就会对身体有害。相比之下,现在使用的部分农药,LD50比食盐还要低,在食物中的残留量甚至低于0.05mg/kg。
  也就是说,许多令人谈之色变的高毒性药已经被淘汰,退出正规市场了,目前上市的正规农药品种都属于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。
  另一方面,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是农药安全的重要保障。
 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郑永权介绍,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农药实行了严格的管理,普遍建立了农业登记和淘汰退出制度。
  也就是说,申请登记的农药产品,只有经农药登记部门科学评价,证明其具有预期效果,对人畜健康或缓解无不可接受的风险后,方可取得登记。
  我国对于农药生产和登记上市,更是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。
  农药在登记前,要进行大量严苛的安全试验,在评估过程中,任何一项出现问题都不会允许上市。此外,绝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隐患的产品登记。
  更重要的是,在农药研发过程中,安全试验不单单针对人体健康,还要评估药品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。上至空气中的飞鸟和昆虫,下至耕田和地下水,通通需要纳入考核范围。
 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成员曾公开表示,在我国,农药经登记后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,以及每一种农药如何使用都是有规定的,包括允许使用的作物、农药品种和剂型、使用时间、使用方法、使用次数、使用量、使用间隔期、安全间隔期等。
  而在具体使用环节,2015年,原农业部下发了《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》。要实现“零增长”,就要依靠技术进步,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,限制农药的使用量。
  可喜的是,2017年,我国农药使用量连续三年减少,提前实现了预期目标。
  而在普通百姓最关心的农药残留方面,我国更是执行一套严格的标准。据悉,我国在制定残留标准时,增加了至少100倍的安全系数,因此残留标准具有很大的保险系数。
  举例来说,如果食品中某农药残留量为50mg/kg时,可能会出现安全风险,那么就会将残留标准定为0.5mg/kg。所以从理论上讲,即使误食残留超标农产品,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小。
  “有残留是正常的,但有残留不等于不安全。”刘长令说。
  中化集团化工事业部副总裁胥维昌、美国普度大学农业与生物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云无心等专家认为,在讨论如何去除农药残留之前,应明确一点常识:即“检出农药残留”跟“危害健康”不是一回事。
  也就是说,任何农药都需要达到一定的量才会产生危害。
  在很多时候,农药残留的影响在想象中被夸大了,农药被妖魔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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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毒农药事件“毒”在哪?
  但话又说回来,虽然现代农药毒性已经大大降低,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各地还会出现一系列“毒农药”事件呢?
  2017年8月-10月这三个月期间,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亚瓦特马尔县,棉农在地里喷洒农药过程中未戴防护,由此发生农药中毒事件,最终19人丧生。
  2018年9月,乌克兰国家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部发布消息称,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的一村庄,有179人中毒,可能是飞机在附近田间喷洒农药所致。
  近年来,我国个别地区也出现过“毒大葱”、农药残留超标等社会影响很恶劣的事件,让本就对农药毒性心存怀疑的民众更加“谈药色变”——
  比如,山东“毒大葱”事件。
  2017年8月,山东寿光的100多只羊在食用大葱叶后死亡。随后,当地卫生检疫站在养殖户用来喂羊的大葱叶中发现了禁用农药成分——甲拌磷。据悉,造成羊中毒的这批大葱,是寿光一个大葱收购商从沈阳购进的。
  比如,茶叶农药残留超标事件。
  茶叶是农药残留超标的“重灾区”之一。2015年,我国台湾地区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确认33件茶叶农药残留超标,导致全台共下架封存违规茶叶超过35吨。2018年,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第36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显示,在21批次的茶叶及相关制品中,有三批次的茶叶被检测出草甘膦值超标。
  以至于有网友大呼“以后还能不能好好喝茶了?”
  为了抵御“毒农药”可能带来的侵害,坊间出现了不少去除农药残留的“民间药方”:长时间浸泡、超声波机器清洗等等。
  另外,主打“无农药、无化肥”的所谓有机产品在网络上销路火爆,誓要将农药产品打翻在地。
  事实上,虽然全球各地的农药使用方法和产品品质大相径庭,但仅从我国的情况来看,如果细究一系列“毒农药”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,就会发现:
  不规范、不科学的使用方法以及不符合标准的伪劣农药产品,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
  2018年6月,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,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原因是农药使用不合规。
  比如,在农业生产实际中,有个别农户会在蔬菜等作物上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,“毒大葱”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  再比如,超量、超范围使用合规农药,或使用农药后不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,也会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现象的发生。
  “按照有关规定,作物用药15天之内(安全间隔期)是不可以采摘的。但是在此过程中,难免有些农户受利益驱使,在农药尚未完全降解或分解的时候,就将作物采摘下来进行售卖。”胥维昌表示。
  另外,假冒伪劣产品也是祸根之一。
  据悉,在正规农药市场,高毒性的药品的比例已经极小,且受到严格管控。然而,仍然不排除有不法分子,以低价为诱饵,售卖伪劣农药产品,这些产品的安全性没有任何保障。
  可见,想要防范“毒农药”事件,加强管理才是关键。
  虽然不少民众对于农药还存在片面认识,现代农药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也的确还有进步空间,但退一万步想,真得不用农药了,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吗?
 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  “要认识到农药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在吃不饱的时候,没有农药就没饭吃。现在有饭吃了,人们开始考虑农药带来的风险,这是对的。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现代农业对农药的刚性需求。”刘长令对记者表示。?
  且不讲前文里说的那些改变历史的蝗虫灾害和大规模虫害时疫,就是在没有现代农药的情况下发生的,单是看一看现在全球急速膨胀的人口基数,就会明白:一定程度上,是农药在“养活”人类。
 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《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:重点》报告指出,目前全球总人口为77亿,预计到2030年会增加到85亿,到2050年会达到97亿,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近110亿的峰值。
  但如果没有农药,根本养活不了全球这么多人口。
  央视日前播出的纪录片《农药》中,就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:
  *在美国,杀线虫剂使得甜菜增产175%。
  *在巴基斯坦,甘蔗杀虫剂可以提高30%的产量。
  *在加纳,杀虫剂让可可的产量翻了三番。
  *在菲律宾,除草剂让水稻增产了50%。
  ……
  实验证明,没有农药,如今农作物的普遍损失为30%—40%。而对于一些作物来说,一旦遇到纤飞性害虫和流行性病害大爆发,损失可能高达80-90%。
  现代农药助力瓜果丰收
  值得一提的是,农药不仅是作物增产的主要手段,还是保护人类健康的好帮手。
  世界粮农组织(FAO)曾有一项统计表明,通过合理地使用农药,作物产量的损失可以减少40%;同时,还可以减少作物本身因为抵御病虫害而产生的毒素,有利于人畜健康。
  由此可见,市面上有些以“无农药、无化肥”为幌子的伪有机农产品,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。
  更何况,真正有机农产品的标准非常高,也绝不是单单“不用农药”那么简单。
  据媒体报道,2018年,山东某家专门从事蔬菜生产、销售的公司,曾有几年尝试搞有机农业,但最终没有坚持下来。该公司副总经理曾对记者说,“不用农药、化肥,有了虫子得人工用手捏死,人力、物力成本很高,而且蔬菜减产严重,防虫做不好的话,甚至会导致整茬菜绝收。”
  可见,所谓“无农药,更健康”的论断其实根本站不住脚。
  农药事关大国粮仓。
  现如今,我国的农药技术研发水平不断提高,涌现出一批高效、低毒、绿色的产品。
  例如,中化针对传统杀螨剂产品抗性日趋严重的问题,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创制品种——高效杀螨活性化合物乙唑螨腈“SYP-9625”。
  大量田间试验数据表明,“9625”对螨类全生育周期均有效,但对人畜无害,对蜜蜂及害螨相关天敌也无害,属绿色高效产品。2017年,产品名为“宝卓”的“9625”正式上市,当年应用面积达1500万亩以上。
  而回到大众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,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:2018年,我国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7.5%,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。此外,农业农村部还将加快修订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,力争将散户纳入法律调整对象。
  未来,随着土地流转的持续推进,我国将有更多地区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化,由此就可以有效规避部分小农户不规范用药的问题;再加上农药技术的不断进步,未来我国农药产品必将成为大国粮仓的重要保障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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